“被偷走的一代”殃及奥运会

四轮朝天的汽车、浓烟滚滚的街道、横冲直撞的抗议者，这是一些国家局势不稳的写照，与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体育圣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在“被偷走的一代”问题上处理不当，悉尼奥运会极有可能变成上面的样子，因为澳洲土著居民已经放出话来，他们将在奥运会期间诉诸暴力行动。

澳大利亚政府与土著居民关于“被偷走的一代”的纠纷升级源于一名15岁的土著男孩自杀。这名澳北区男孩因偷了一支钢笔而被关进监狱，今年2月，他在监狱自杀。于是，澳北区通过的这项很有争议的强制判决法引起世界的关注。这部法律规定，第一次偷盗财产最少应判两周的监禁。结果一些人因为偷了一个鸡蛋而被投进了监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土著人。

这部法律招致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反对，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因为在澳西区，被监禁的土著人数是其他澳大利亚人的12倍，在澳北区，虽然土著居民只占总人口的28％，但土著犯人却占了监狱犯人总数的67％。

根据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所谓“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政府为实行同化政策，从本世纪初起到1971年止，强制将许多土著居民的孩子从出生家庭中迁离，送往他处试图以白人的方式将他们扶养成人。该委员会指出，当局这种同化政策无异于“灭族”政策，并造成成千上万土著家族破碎、药物及酒精滥用及暴力等问题。

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机会委员会一直在调查“被偷走的一代”，现在已经收到了535个证人的陈述、1000份书面证词，另有235位健康和法律专家发表了支援声明。但该委员会发现，要准确地查清楚到底有多少土著孩子被强行带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历史学家表示，最早的记录发生在1814年，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他认为，1910年到1970年期间出生的孩子约有三分之一属于“被偷走的一代”。但人权和平等机会委员会调查了5000个土著家庭，其中年龄在25至44岁的人中约有10％承认自己小时候被强行带走，接受白人教育，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土著人。

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民间组织也进行了调查，很多土著人都承认自己是“被偷走的一代”。但澳大利亚政府于1994年进行调查的结果却与上述调查相差甚远。

4月7日，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事务部部长约翰·赫隆在回应议会上院质询表示，当年被澳大利亚当局从出生家庭中强行抱走的土著居民的孩子不超过10％，而且他们都享受了很好的福利待遇，因而不能夸张地称之为“一代”。赫隆还声称，即使对那些确实被强行迁离的孩子，当局也因有“正当理由”才会那么做。

赫隆的报告极大地伤害了土著居民的感情。澳大利亚前最高法庭法官罗纳尔德·威尔逊指出，政府的解释存在严重漏洞，他说：“政府说那些被带走的孩子只占10％，这显然没有说服力。事实是，不仅仅那些被强行带走的孩子遭受了折磨，还有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社区。现在不只一个州的政府的高级官员承认，澳大利亚没有哪家土著居民的身心没有受到强迫抱走政策的创伤。”

直到今天，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很艰辛，最近澳大利亚统计局和健康与福利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土著居民的平均寿命比其他澳大利亚人短20年，他们孩子的出生死亡率是其他民族的2倍，约有7％的土著居民的家庭人口超过10人。

卡罗尔·纳潘加迪的遭遇就很好地说明了澳大利亚土著人现在的窘迫生活。1992年，卡罗尔只有10岁，在一个舞蹈仪式上全身彩绘、大跳土著舞时被记者们收进了镜头。现在她的漂亮的舞姿成为澳大利亚一家航空公司“全国广告”活动的一部分。这家航空公司提出了“澳大利亚精神”这个主题，当然，没有忘记给予卡罗尔和那名记者一点点报酬。

今年3月，一名记者来到卡罗尔在遥远的澳大利亚西部的家，但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卡罗尔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风采。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和她丈夫还有几十位家人一起挤在修道院提供的一间破破烂烂的免费宿舍里。糖尿病和心脏病是卡罗尔所在社区最常见的疾病，工作机会少得可怜，很多青年都不学无术。

4月9日，本身即为“被偷走的一代”一员的澳洲土著居民及托列斯海峡岛民委员会主席柏金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独家专访时表示，土著居民社区目前除了以暴力方式干扰悉尼奥运会之外已别无选择。他说：“我们无意让奥运会变得太复杂……但事情已变得如此恶劣、丑陋。现在已非搞暴力不可。我们要告诉英国人：‘别来澳大利亚。如果你想看燃烧的车辆、燃烧的建筑物，就请来吧。”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各党派人士及奥运会主办单位也纷纷发出呼吁，不能让土著居民与当局间的紧张关系破坏奥运会的举行。反对党劳工党领袖毕兹里表示，他虽然不同意政府有关“被偷走的一代”的说法，但也坚持不能把奥运会当成战场。

另外，联合国几个委员也在去年大力批评澳大利亚政府对待该国土著居民的方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约有43万，仅占总人口2．3％，是该国实力最弱的一个族群。土著居民过去已就“被偷的一代”一事要求政府提出正式道歉，但澳大利亚政府除了表明无意就此事赔偿之外，更由于担心法律上的后果，而一直不愿意道歉。

1996年霍华德总理在竞选时许诺，他上台后将致力于澳大利亚各种族之间的民族合解。出任总理后，霍华德也的确为此进行了努力，但赫隆的声明不仅激怒了土著居民，连其他居民也开始同情土著居民。而土著居民现在已经对实现“真正的和解”不抱任何希望。

悉尼奥运会的组织者除了要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现在还又面临土著居民的威胁，随着奥运会开幕日的日益临近，组织者加快了安全措施的部署。但他们拒绝透露奥运会安全计划的具体细节，但新南威尔士警方承认，奥运会的保安仅靠他们显然不够，届时将有数千名军人协助，而保安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预防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而土著

居民的过激行动也不得不防。

事实上，柏金斯非常清楚，在奥运会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并不是让世界关注“被偷走的一代”的唯一方式。他承认，他并不希望暴力抗议，但10万人大示威，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说：“我们之所以举行这样的抗议活动，就是为了让政府重视我们的要求，这才是核心所在。”